- 对照翻译:
臣闻朋党之说,自古有之,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
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,是自古就有的,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。
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,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,此自然之理也。
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,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,这是很自然的规律。
然臣谓小人无朋,惟君子则有之。
但是臣以为,小人并无朋党,只有君子才有。
其故何哉?
这是什么原因呢?
小人所好者禄利也,所贪者财货也。
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。
当其同利之时,暂相党引以为朋者,伪也;
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,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,那是虚假的;
及其见利而争先,或利尽而交疏,则反相贼害,虽其兄弟亲戚,不能自保。
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,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,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,即使是兄弟亲戚,也不会互相保护。
故臣谓小人无朋,其暂为朋者,伪也。
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,他们暂时结为朋党,也是虚假的。
君子则不然。
君子就不是这样:
所守者道义,所行者忠信,所惜者名节。
他们坚持的是道义,履行的是忠信,珍惜的是名节。
以之修身,则同道而相益;
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,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。
以之事国,则同心而共济;
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,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。
终始如一,此君子之朋也。
始终如一,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。
故为人君者,但当退小人之伪朋,用君子之真朋,则天下治矣。
所以做君主的,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,进用君子的真朋党,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。
尧之时,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为一朋,君子八元、八恺十六人为一朋。
唐尧的时候,小人共工、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,君子八元、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。
舜佐尧,退四凶小人之朋,而进元、恺君子之朋,尧之天下大治。
舜辅佐尧,斥退“四凶”的小人朋党,而进用“元、恺”的君子朋党,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。
及舜自为天子,而皋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,更相称美,更相推让,凡二十二人为一朋,而舜皆用之,天下亦大治。
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,皋陶、夔、稷、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,他们互相推举,互相谦让,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,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,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。
《书》曰:“
《尚书》上说:“
纣有臣亿万,惟亿万心;
商纣有亿万臣,是亿万条心;
周有臣三千,惟一心。”
周有三千臣,却是一条心。”
纣之时,亿万人各异心,可谓不为朋矣,然纣以亡国。
商纣王的时候,亿万人各存异心,可以说不成朋党了,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。
周武王之臣,三千人为一大朋,而周用以兴。
周武王的臣下,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,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。
后汉献帝时,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,目为党人。
后汉献帝的时候,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,把他们视作“党人”。
及黄巾贼起,汉室大乱,后方悔悟,尽解党人而释之,然已无救矣。
等到黄巾贼来了,汉王朝大乱,然后才悔悟,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,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。
唐之晚年,渐起朋党之论。
唐朝的末期,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。
及昭宗时,尽杀朝之名士,或投之黄河,曰:“
到了昭宗时,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,有的竟被投入黄河。
此辈清流,可投浊流。”
说什么“这些人自命为清流,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”。
而唐遂亡矣。
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。
夫前世之主,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,莫如纣;
前代的君主,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,谁也不及商纣王;
能禁绝善人为朋,莫如汉献帝;
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,谁也不及汉献帝;
能诛戮清流之朋,莫如唐昭宗之世;
能杀害“清流”们的朋党的,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;
然皆乱亡其国。
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。
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,莫如舜之二十二臣,舜亦不疑而皆用之;
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,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,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。
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,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,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。
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,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,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。
周武之世,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,自古为朋之多且大,莫如周;
周武王时,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,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,谁也不及周朝;
然周用此以兴者,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
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,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。
嗟呼!
哎!
兴亡治乱之迹,为人君者,可以鉴矣。
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,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。